不能采取鸵鸟政策，假装没看见。
一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（一）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。从二次分配的结果看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与最终可支配收入相比较变化不大。
适当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支付，并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。基本公共服务能为最广大的居民，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最基本的保障，它是政府通过实物转移方式调节收入分配最有效的手段，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。7.改善政府支出结构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。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.86倍，到1995年时上升为2.71倍，2007年时达到3.33倍的高位，2008年略有下降但仍为3.31倍。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，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。
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，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。近年来，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三农问题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农、惠农政策，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得到了一定遏制。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，但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，他们认为政府会放任泡沫不断增大，直到最终破裂。
我不能确定中国的决策者是否都熟悉现代经济学。事实上，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正是1990年代早期经济过热的主因。事实上，对中国来说，目前房地产投资的37％年化增长率是非常负面的。他们要尽量为雄心勃勃的投资项目融资，不必太过担心偿还贷款和通胀的问题。
或许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因其他因素而放缓或者受到干扰。但他们所做的看来比其他一些国家来得有效——后者在去监管上做得很多，但在繁荣和泡沫形成时期冷却经济却做得很少。
除了1989-1990年在天安门危机后的经济放缓，这段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9.45％，最高为1994年及2007年的14.2％，最低为1999年的7.6％。在繁荣时期，他们要求放任自由的政策，拒绝相应的政策干预。根据经济理论，所有的危机都是由泡沫或过热导致的，因此只要能成功防止泡沫，便能防止危机。由于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来预防房市泡沫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稳定下来，接下来还会有进一步的调整。
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在增长的初期阶段均经历了危机，但中国的情况似乎是异常的（或偶然），也不时引起即将崩溃的预言。世界经济的问题在于，所有人都是在危机爆发时才记得凯恩斯实施反周期政策的教诲。他们成功了，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经历过艰难的时期。随着1990年代以来对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严格限制，这一不稳定因素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。
对熨平经济周期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像最近那样在危机之后实施刺激政策，而是在繁荣时期未雨绸缪，及早防止泡沫的出现。其实，处理繁荣才是更重要的，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开始就针对造成危机的原因。
资产价格下降或许会减缓总投资和GDP增长，但如果放慢只是增长率（假设）从11％降到9％，那中国就可以在享有可持续较高增长率的同时，避免经济过热。在我看来，中国的做法似乎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世界：在微观层面上允许更多私有经济和更自由的价格竞争，而在宏观层面上采取积极的反周期干预政策。
这些预言都被证明是错的，但只要中国一直持续增长，就会有越多人预言厄运最终将会出现。因此，他们大胆的投资和投机，对风险有欠考虑。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飙升到21％——是过去30年来最高水平——而大批地方债务最后变成了不良贷款，占1990年代中期国有银行信贷总额的40％。他们希望取得高 GDP增长，不必过于关注宏观经济后果。当然，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都可能导致不稳定。当一些国家还在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时，中国的挑战却再次是如何调控蓬勃发展的经济。
在最近的经济周期中，中央政府的降温措施在2004年便已开始，当时中国刚从2003年非典（沙斯）所导致的衰退中恢复。但中央政府必须注意因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，以免泡沫破裂引起失业率上升。
日本与东南亚的教训1990年代早期的相对高通胀为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：快速增长会带来宏观经济风险。作者樊纲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、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、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、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
首先，城市在空间上高速扩张的基础是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，以低廉价格进行大规模拆迁或者征收农民土地。第二，政府不断扩大圈地规模，以保持自有资源在一定规模，只有这样，银行才相信风险可以被控制。
一直有学者喜欢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辩护，他们说，地方政府手头没有钱，又必须进行经济建设，就不能不转而开发和利用土地财政。在当今城市，房屋恐怕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制造因素。黄亚生教授的研究表明，从1996年到2007年，也即在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，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(至少是户籍人口)。一个显著的例证是，去年底开始，各大城市都公布了大规模的土地储备计划，仅北京市朝阳区就准备将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入储备范围。
内蒙古康巴什豪华新城空无一人，虽然较为极端，但程度稍低的情形就全国所有城市都存在。政府依靠土地资源、借助投资公司进行融资，则是土地财政的高级形态。
因此，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，只能说是城市建筑物的快速构筑过程，而根本不存在一个相应的城市社会秩序、精神秩序建设过程。总之，在土地财政驱动下展开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增长过程，对于人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的其他所有价值都被这个规模空前、似乎无人能够阻挡的城市化过程撞倒、压碎。
房价上涨越快，城市内部贫富差距、以及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财富的差距也就会越大。重庆提供了后者的典型。
土地财政的初衷是服务于城市建设的，但在现有官员政绩指标体系激励下，城市建设本身就已经变质为官员追求政绩的一个工具。因此，土地财政驱动政府会不断进行土地储备，且规模越来越大。政府控股的那些城市投资公司的资本金就来自于这些土地收益，而这些收益本来应当属于城市房屋原来的所有者或者土地。这种高级土地财政游戏要维持下去，依赖于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房屋价格持续上涨，从而为土地价值提供保障。
土地财政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也扩大了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。从城市建设中，官员希望获得仅仅是GDP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，高速度地扩大土地储备、扩张城市规模，乃是实现GDP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捷径。
至于民众的生活是否因此而幸福，在官员眼里，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。更进一步，为了保持城市在空间上不断扩张的趋势，政府倾向于通过各种手段人为地推动房价持续上涨。
这是一个不能停止的游戏。这样的城市建设当然是见物而不见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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